天龙配资 57年罗稷南问毛主席：“若鲁迅在世会怎样？”，主席：有2种结果

1957年初春的上海依旧阴雨天龙配资，淮海中路那幢白墙小楼里灯火通明。文艺界座谈会临近尾声，罗稷南在人群里站了整整两个小时，脚底发麻也舍不得离席。他深知，这次是与毛泽东当面交流的罕见机会。

几分钟后，毛泽东推门而入。棉布中山装有些褶皱，身形却依旧挺拔。简短寒暄后，大家落座。茶水刚端上来，罗稷南便抛出一直盘桓心头的问题——“主席，假如鲁迅先生还健在，他会怎样？”话音落地，全场顿时安静，连杯盖碰杯口的细响都能听见。

毛泽东抬手理了理桌角的文件，好像在脑海里翻检什么旧档案。片刻，他缓缓开口：“我看有两种结果。第一，他继续写；第二，他不说话。”十二个字掷地有声。毛泽东接着解释，写，是因为鲁迅天生不肯放下笔；沉默，是因为鲁迅不会随波逐流。两种可能，听似对立，实则都指向骨子里的倔强。

为什么罗稷南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问？要弄懂这点，得把目光拉回到二十多年前。罗稷南本名陈子航，云南大理人，北大学哲学，后在厦门讲课。可他不甘讲台平静，北伐打响后投身十九路军，跟随蔡廷锴转战江浙，炮火里打磨出几分凌厉。1933年福建事变之际，蔡廷锴派他北上延安联络，中途与毛泽东初见，那是帐篷里的一盏马灯，光线昏黄，两人谈到凌晨。

事变失败，罗稷南最终脱下军装，落脚上海，以翻译糊口。《双城记》《铁甲列车》等洋书经他译介传入国内，名字逐渐在文化圈站稳。毛泽东素来惜才，1950年便来信请他回昆明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。罗稷南正埋头校对稿纸，回信婉拒。毛泽东没有介意天龙配资，这位旧识仍被他视作朋友。

再说回鲁迅。毛泽东很早便读鲁迅文章，《呐喊》《故事新编》批注密密麻麻。1936年春，冯雪峰从上海带回鲁迅近况，毛泽东特地留宿求细节，一晚上只谈鲁迅。第二年陕北冬夜，他拿着刚到手的《鲁迅全集》对战士说：“行军带点干粮，再带这部书就够了。”有人觉得夸张，可他真把那套书从窑洞背到西柏坡，又从西柏坡带进中南海。

鲁迅那边亦有回应。病中的他听闻陕北缺书缺肉，就托冯雪峰捆了十几本样书，外加两罐火腿发往保安，说是“代我敬意”。邮驿辗转，东西抵达延安已是深秋。毛泽东拆木箱时笑着说：“鲁迅真懂打仗。”火腿很快分给护卫排，书却被他留在案头。

于是，当罗稷南在1957年拈出这个问题时，等于在两位精神同行之间架起一座桥。毛泽东的答案，既是对鲁迅脾性了然于胸的判断，也是对当时知识分子处境的隐喻：有话直说，无话闭口——都是独立人格的自然选择。